读了很多国外管理学大师的著作，从“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注重科学管理的哲学和方法，法约尔注重原则和要素，到汉迪提出的“管理就是激励人性”，彼得·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方法，
大多在提出管理的工具方法之后，会提到对人性的重视、人需求的满足以及从人的激励方向来提高效率。每每看来，都觉得和儒家经典思想核心要求一致。
儒家思想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仁爱”。
《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此句意指：仁爱之人，自己决定对人建立仁爱之心，别人才会对你仁爱，自己决定对人豁达（宽容），别人才会对你豁达（宽容）。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 。
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即忠恕，忠恕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
在西方管理学中，把这种“仁爱”的本性推演到了工具中，就产生了心理学、有了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思考。
企业管理学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交通、运输等产品对工业有了更高的需求，从事企业管理研究的人员开始考虑怎样提高效率的方式加大产品的输出，这就产生了对工作方法、技能分工等一系列内容的管理学研究，
1881年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在钢铁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进行了工艺标准化的提出，并且培训出一批技术优良的工人，使当时的工厂产量大大提升，从此这种标准化方法被西方其他工厂效仿，泰罗因此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后来很多从事生产实践的人员，开始研究更多的方法和工具、包括过程控制、有效的计划管理、分工协作等等这些都是在方法上对工作加以改善提高同等人员情况下的产出。再到后来，对工具、方法的研究已经很细了，但还是不能大幅度提高效率了，就开始考虑人的需求方面，想如果让工人积极性更高一些，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热情高涨，是不是效率还能提升，所以到近现代开始有了诸如心理学、管理学中对人性追求，要求以“人的需求”考虑的一系列激励措施。
所以，我们看到在现代管理学中，最高境界也称之为管理哲学的都是对人性的追求。
儒家思想源于华夏文化，兴盛于春秋战国，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演变的进程中，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从道德要求、还是为人处世以至于管理精髓都离不开儒家文化。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意思是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名言。如果自己都不希望被人此般对待，推己及人，自己也不要那般待人。
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基督教的原罪论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罪。”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圣经中讲：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
西方文化强调人要经过忏悔和试练来释放爱。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学文化为基础的，“人之初，性本善”是《三 子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在中国古代早期教育中《三字经》的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
儒家思想要求从人的本性上释放爱。
无论是西方的原罪思想还是儒家传统思想中人本善的释放，都会汇聚到一个点：仁爱。
稻盛和夫先生在管理方法中，把“何为正确的人”作为管理哲学的最核心的内容，要求管理人就是回归最初对孩子的正确教育：诚实、努力、不说谎、以礼待入、勤奋、节俭等等。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基础是人的成长和正能力的团队型释放。
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管理人员承担的就是要使人发挥效用的责任。一个团体只有先解决了人的问题，使其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目标一致、努力工作、荣辱与共，这个团体才有发展的不竭活力。因而，儒家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应有纠偏救弊之功效。以“仁”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则是管理世界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这个结果很像：中医与西医的治疗效果，西医就是针对症状在工具和方法上想办法，快速解决，快速见效。而中医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但需要时间，慢慢调养。
我们怎么看待，西方管理学和儒学文化在企业中的应用，到底是更好？
我觉得这个不分对错也没有好与不好的区别，关键在于我们对企业症状的判断，就如同我们在病中到底是使用西药还是中药一样。中药重温养，公司在企业文化和培养人才以及职业规划的角度上就要发扬“仁爱”精神，因材施教，给与人培养的时间和信任。但是在绩效考核和目标的执行管理方面需要西方管理学中很严密的工具体系和评价体系。
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真正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方法。